韩肖胃赶到清漏阁时，才知道皇帝正在与几个参知政事争吵。
秦桧奉命之后，历数月时间，终于以王安石当日上仁宗皇帝书的精义，上《议立学校札子》，建议在全国各地开设学校，县设小学，教授以六艺，其中包括学习经义，算术，朝廷典章制度，律法，甚至骑射剑术。
而州府，则再分门别类，加设中学，小学毕业的学生，再至中学深造学习，毕业之后，便可以选为吏员，甚至为官。
学业更精深者，则可以入京师太学，待遇同比官员，毕业后便可以在中央部门任官，或是到地方为官。
这一系列的办法，其实王安石在学校改革办法中早就提出，当年改革科举制度，不试诗词改为经义，已经是一大变革，而改革之后的效果却并不好，考诗词则考生专习诗词歌赋，考经义，则专背经义，一样的死记硬背，而百多年之后，更被设定八股，科举彻底走到了死胡同里。
而王安石的本意，改革考试办法只是一个开始。在各地兴办学校，教授以专门知识，然后以学校制度来取代科举，才是他的改革中的精髓。
可惜在他身处的时代，受到的掣肘太多，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，也没有办法在考试及学习的内容上做太多的变革，尽管如此，这种改革办法都受到了太多的抵触。
赵桓原也有意要复方田均税、青苗、农田水利诸法，不过他花费在军事上的精力太多，此时也不可能拿出大量的精力与时间，来和满朝的士大夫做斗争。仅是方田均税一法，其实和后世的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类似，触犯的全是士大夫的利益。青苗法，更在二十世纪被处于经济困境中的美国政府借用，成为农业小规模贷款的模板，触犯得罪的，却是能有资格放贷的豪门富绅。
至于农田水利，赵桓不以法度，而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颁布施行，算是不行而行。
若不得借用考成法，还有诸多法门办法约束，以宋朝官员的惰性，根本就想在任内百无一事的好，几年功夫下来，不少冗官贪官纷纷落马，而今上的利害官员们也多办知晓，在政事上绝无阻碍，象神宗朝那些元老重臣敢在任地里公然抗法不遵的情形，还没有出现在赵桓治下。
饶是如此，赵桓仍然深切感觉，纯以科举办法取得的中下层官员，其中当然有相当一部份勤劳任事公忠廉能的，然后大多数官员虽然不敢贪墨，却也不喜多事。象改革成法，辛苦劳累却又不能多得好处的事，交在这些官员手中，却是事倍功半。他们能力不足，思维僵化，甚至好好的法令颁布下去，为了省事敷衍了事的，或是干脆搞一刀切的，比比皆是。
所谓变法首要得人，也是当年王安石与宋神宗越次奏对时首先提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。
赵桓的变法经历了几年的时间，也已经到了准备从根本上改革制度的阶段，而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制度，则必须首清吏治，而清吏治，则不能仅仅从肃贪和任用能臣这个角度出发，所谓得人，便是要大批量的培养可用的人才。
秦桧身为佞臣，对“圣意”自然是揣摩的清清楚楚。自回长安奏对过几次后，便在家里安心研习王安石的著述，而更多的细节，则其实是赵桓每天用手札向他说明，旁人以为他这个参知政事待罪无事，哪里知道他躲在家中，炮制了学校改革这样一篇大文章。
现今的参知政事，不过是张所、谢亮、赵开、秦桧四人。前两人，都是靖康二年之前便宣抚一路的大臣，又是赫赫有名的主战派，其实观其德才，不过是一路专任局限，在参知政事的位置上，才能便嫌不足。好在赵桓不大需要有作为敢担当的宰相，两人便也随班就列几年，于政务上多半承命而行。而赵开则是理财能臣，手掌三司，实为计相，除财赋转运外，一无所闻，秦桧奉命出外，裁撤地方，考核官员，为推广减免州县和考成法在地方上的实施，立下了诺大功劳。
整个中央机枢，多半仰仗皇帝决断行事，在整个宋朝的历史上，可称绝无仅有。一者是赵桓声望大涨，比开国帝王不惶多让，二者是赵桓这几年的精力全数用在军务上，对政事的改革也只是以俭省财赋，杜绝浪费为主旨，对原本的政体较少触动。
虽然如此，考成法等诸多举措下来，反对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，宋朝又有家法不得诛杀士大夫，更不以言罪人，不少悍不畏死的中下层官员，包括大量的御史谏官，都对朝政上有着种种非议。若不是赵桓独出心裁，以学习班的名义进行变相的处罚，又有李纲宰执为减压阀，这才勉强支撑下来。而要大改成法，其实还要比当年王安石激进许多，改革的地方更多，则必须在中央官制改起，由宰执们改起。
赵桓的这种认识，又迅速转化为行动。
在赵佶当政期间，由蔡京为首的所谓六贼，以实施新法的名义，祸乱天下，使得宋朝越发孱弱，于是新法之名在赵桓即位之后，已经是臭不可当。
而当秦桧捧出明显是师承王安石的议立学校办法后，先是在政事堂堂馔时，几个参知政事当堂争执，意见不一，而等韩肖胃奉命来见皇帝的时候，几个宰相已经在皇帝驾前吵的不可开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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