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9章 李靖的深谋远虑
不见李靖回答，李婉儿着急的叫道:“爹，你倒是说话啊？那小子会不会得罪崔氏?”
李靖回过神来，道:“会，一定会。现在只有两种情况会出现，一个是崔家妥协，一个是崔家派人暗杀李峰。可以说这个小子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你不要去找程处默了，去找刘峰，保护他。带上家里身手最好的几人一起跟你去。”
“是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”李婉儿说道。
李靖微微皱眉，这件事很古怪，李世民知道一件事，不可能放任着刘峰这样乱来，难道陛下他...…
但是为了卫国公府就必须要交好刘峰，别人不知道，李靖可是知道李世民对刘峰的重视，也知道李世民对自己的忌惮，可为了大唐江山由不得不用自己。
不得不说李靖不愧为大唐战神。
李世民是一个有抱负的君王，要不然也不会有“贞观之治”，看他对武将的一些措施都可以看出来。
说起隋唐，除了‘天可汗’李世民以外，最为世人所熟知的，莫过于他麾下的“秦府旧将”。可以说，李世民任秦王期间能屡立战功，这些武将功不可没。如尉迟恭、秦琼、程知节(即程咬金)、段志玄、侯君集、张公谨等人，不仅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，还是《隋唐演义》中的主要角色。
尤其是尉迟敬德与秦叔宝，更是许多评书、戏曲乃至民间传说中的主角。元代以降，“马踏黄河两岸，锏打三州六府”的秦叔宝与“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”的尉迟敬德，一度被描绘成了被百姓所崇拜的“门神”。
可惜的是，演义与历史终究有较大出入。不同于小说演义，历史上的“秦府旧将”在步入贞观年间后，并未延续昔日的辉煌，反而表现得十分低调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
贞观年间的“秦府旧将”。从结局来看，“秦府旧将”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人:一者参与谋反，而后兵败身死，如侯君集、张亮等人；二者早早离世，未有幸见到“贞观之治”，如秦琼、段志玄等人；三者虽然活跃，但也鲜少挂帅出征，如尉迟恭、程咬金等人。
以尉迟恭为例。在“玄武门之变”与“逼迫李渊退位”这两件事中，他出力最多、立功最大。
据《旧唐书•列传第十八》记载:“及论功，尉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，各赐绢万匹;齐王府财币器物，封其全邸，尽赐敬德。”
同年(武德九年，626年)九月，尉迟恭升任右武侯大将军、进吴国公，获封1300户食邑。
然而备受李世民器重的尉迟恭，却在这之后鲜有作为。贞观元年( 627年)，尉迟恭破突厥于泾阳；也就是李世民签下的渭水之盟。可等到他下次出征，便已是贞观十九年( 645年)了，而且还不是单独领兵。彼时李世民亲征高丽，尉迟敬德从征之。与他相似的还有程知节，其军事生涯同样在贞观年间暂时划上了句号。
以上种种，是什么原因，是唐初年间的战事并不多吗?
显然不是，可那又是为什么？是因为贞观年间的大型军事战斗，主要被“二李”被包了。在“秦府旧将”闲赋在家时，李靖、李勣二人反倒名震东北，恩抚西域。
综上，不难得出结论：前两者(早逝与谋反被杀者)的确是“秦府旧将”在贞观年间颇为低调的一个主要原因；但更加值得深思的，还是尉迟恭、程知节等人：仍活跃在朝堂的他们，为何不如以往受重视了?
因为李世民采取了“偃武修文”。与李世民的执政方向“背道而驰”，是“秦府旧将”在贞观年间地位衰落的根源所在。
贞观元年(627年)，封德彝在李世民面前吹捧军事武功，当即遭到后者反驳，见《唐会要.卷三十三》:“朕虽以武功定天下，终当以文德绥海内。文武之道，各随其时。公谓文容不如蹈厉，斯为过矣!”
李世民的“文治”思想，于此时初见端倪。及至贞观四年(630年)，李世民已明确表达出自己“偃武修文”的政治主张。据《资治通鉴.唐纪九》记载:“上(李世民)谓长孙无忌日:‘贞观之初，上书者皆云:‘人主当独运威权，不可委之臣下。”又云:“宜震耀威武，征讨四夷。”唯魏征劝朕:“偃武修文，中国既安，四夷自服。”朕用其言。’”
初唐能有‘贞观之治”，离不开李世民文武并重的政治主张。打江山难，守江山更难。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在登上帝位以后，能虚心纳谏，并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为文治，殊为不易，大见其功夫之深。
所以，在这种政治环境下，武将出身的‘秦府旧将”遭遇冷落，也是在所难免的事。谁叫他们没有像李靖、李勳这般，做个文武双全的能臣呢?
没错，“二李”虽然在贞观年间屡立战功，但有意思的是，他们最终都由武转文了。李靖因军功累迁为尚书右仆射，成了治国的宰相；李勣不甘示弱，历任并州大都督(即李治)府长史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、太子太师等文职。
还有一点就是李世民想明“君臣之义”，严格意义上说，李世民通过弑兄逼父的手段逐得王鼎，算是得位不正。为此，李世明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宣扬“君臣之义”。为了避免后人向他学习，李世民不止一次强调:“君虽不君，臣不可以不臣。”
于此处所见，反倒有点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的意思。但对李世民来说，这的确是无可奈何的办法。为了消弭自己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带来的消极性的政治影响，李世民在位时经常把“君臣义重”挂在嘴边。
据《旧唐书，太宗本纪》记载:“谅由君臣义重，名教所先，故能明大节于当时，立清风于身后。”
由此可见，明定“君臣义重”已成为李世民的执念。问题便出在此处:在当年的“玄武门之变”中，尉迟敬德、程知节、秦琼、张公谨等人是出过大力、立过“大功”的。换言之，“秦府旧将”与李世民都已被打上了“反君臣之义”的标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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